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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1.15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网 作者：章红雨 发布时间：2021-01-11
文脉传承与地域文化——大型地方历史文献编纂与出版学术研讨会现场。
盛世修典，太平纂帙。近些年，文献编纂出版工程成为地方文化建设的重点。近日，江苏省委宣传部指导，南京大学、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主办的文脉传承与地域文化——大型地方历史文献编纂与出版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召开，来自学界、出版界、图书馆界的40多家单位的专家、学者、馆长、社长、总编辑，就文脉工程成果话题展开多角度探讨。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注意到，与会者对地方文脉工程建设持赞同意见，认为此举有助于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真正“活”起来、“火”起来。各抒己见的是，文脉工程成果不能躺在书斋里、陈列在书架上，应充分利用古籍数字化技术，主动走进社会、贴近公众，以满足当代读者的需求。还有与会者借用古人语录，将典籍整理的传承与创新形象地比喻为“照着讲”与“接着讲”，以此说明地方历史文献编纂出版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
地方文献是中华典籍的“小河”
地方历史文献与中华典籍是“小河”与“大河”的关系，组织编纂出版地方历史文献，不仅对保存地方文化“物种”、延续地方文脉、弘扬地方文化具有重要价值，也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提供极其宝贵的地方经验。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赵金松在致辞中如是说。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有10余个省在做文脉工程。《江苏文库》《湖湘文库》《浙江文丛》《巴蜀全书》《荆楚文库》《八闽文库》《贵州文库》《燕赵文库》《闽南文库》《山西文化》《山东文献集成》《陕西古代文献集成》等文脉工程成果的问世，不仅带动地方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热潮，也推动社会各界将眼光更多地投向地方历史文化。
以江苏省为例，《江苏艺文志》中共著录江苏籍作家29617人、著作85309种。2016年，江苏省委、省政府正式启动江苏文脉整理与研究工程。这项旨在梳理江苏文化发展脉络、构建当代江苏文化新高地的文化工程，用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脉”编辑出版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编审姜小青的话说，对推动江苏地域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挖掘与提炼江苏文化内涵十分有益。
“这是我们从事大型地方文献编纂工作的终极意义，也是我们甘坐冷板凳、钻故纸堆所追求的人生价值。”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南京大学教授、《江苏文库》副主编莫砺锋认为，古代的经典作品流传至今的价值并不是专供学者进行研究，而是供社会大众阅读，从中获得精神滋养，进而推陈出新、继往开来。
大型文献纸电一体呼声再起
就文脉成果而言，出版的图书少则几百册，多则上千乃至数千册。对此，包括图书馆在内的社会各界普遍持欣喜之情。然而，面对地方大型文献整理成果多以大规模示人的现状，记者注意到不止一家图书馆对于皇皇巨著存放难、查询不便问题表示忧虑。
清华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刘蔷说：“就图书馆而言，‘大书’出版是好事，但是收藏和上架则是一个麻烦的事情。”
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史梅说：“读者对数字阅读的呼声太大了，逼着我们一定要用数据库来满足阅读需求。”
复旦大学图书馆副馆长杨光辉说：“图书馆苦恼的是什么？是没地方放书。如果复旦大学图书馆都放不了的话，其他的图书馆估计也很难，更不要说私人书房。”
应该说，地方文脉成果出版纸电一体的呼声，早已引起部分地方历史文献整理者、出版者重视。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总经理孙真福在致辞中表示，2020年，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投资数百万元用于推进《江苏文库》数字化。目前，《江苏文库》出版的487册图书基本上可以做到纸电同步。
2015年，《广州大典》编纂工程启动。《广州大典》研究中心学术交流与科研管理部副部长张玉华介绍说，当时就建有数据库。5年来，尽管数据库内容主要在广东省的中山图书馆、中山大学、广州图书馆（占80%左右），但是很受读者欢迎。2025年，《广州大典》将完成520册出版计划。
文脉成果不是从图书馆到图书馆，只有数字化才能让书写在古籍中的文字“活”起来。镇江市图书馆馆长兼党委书记褚正东说，《镇江文库》编纂出版于2016年启动时就建有全文数据库，“目前，除影印版以外，《镇江文库》的内容全部以图文识别，做成可以检索的电子书。出版一册纸质书，内网就有一个同名的全文电子书呈现”。
针对典籍出版纸电一体的呼声，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徐永明认为，这是地方文献整理与出版的发展趋势。他的主旨演讲题目之所以为《大数据背景下的地方文献整理》，就是要说明地方文献整理与出版将进入到大数据、智慧化管理阶段。
整理不是堆砌而是挖掘内涵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明确指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文物古籍保护、研究、利用，强化重要文化和自然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与会者认为，《建议》为高质量做好地方文献整理出版工作，提供了遵循、指明了方向。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历史文献编纂出版不是盲目堆砌，应遵循学术规范、出版规范、古籍整理规范，还应根据学术研究的发展，积极拓展地方文献的广度，在已经影印或简单点校的基础上，有计划地开展具有较高学术含量的深度整理，使地方文献的编纂出版成果立得住、传得开、留得下。
推动地方历史文献编纂出版高质量发展，在姜小青看来，各省之间深化交流合作、互相取长补短十分重要。比如《浙江文丛》为开展新时期浙学研究打牢根基，《巴蜀全书》获得国家社科规划重大委托项目立项支持，《湖湘文库》在数字化建设方面先试先行，《荆楚文库》的延伸成果《荆楚文萃》成为对外文化交流精品。
针对典籍整理过程中如何创新问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教授吴格认为，古籍整理工作要能够剥茧抽丝，做深入研究。文脉梳理稿件中出现的“领军人物”“大咖”“心灵鸡汤”等当代字眼，与文脉工程建设的意义背道而驰。
“希望我们进一步凝聚共识，加强合作，促进资源共享，实现协同发展，让今人的文脉成果对得起历史、对得起未来。”姜小青说。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网 作者：章红雨 发布时间：2021-01-11
文脉传承与地域文化——大型地方历史文献编纂与出版学术研讨会现场。
盛世修典，太平纂帙。近些年，文献编纂出版工程成为地方文化建设的重点。近日，江苏省委宣传部指导，南京大学、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主办的文脉传承与地域文化——大型地方历史文献编纂与出版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召开，来自学界、出版界、图书馆界的40多家单位的专家、学者、馆长、社长、总编辑，就文脉工程成果话题展开多角度探讨。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注意到，与会者对地方文脉工程建设持赞同意见，认为此举有助于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真正“活”起来、“火”起来。各抒己见的是，文脉工程成果不能躺在书斋里、陈列在书架上，应充分利用古籍数字化技术，主动走进社会、贴近公众，以满足当代读者的需求。还有与会者借用古人语录，将典籍整理的传承与创新形象地比喻为“照着讲”与“接着讲”，以此说明地方历史文献编纂出版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
地方文献是中华典籍的“小河”
地方历史文献与中华典籍是“小河”与“大河”的关系，组织编纂出版地方历史文献，不仅对保存地方文化“物种”、延续地方文脉、弘扬地方文化具有重要价值，也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提供极其宝贵的地方经验。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赵金松在致辞中如是说。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有10余个省在做文脉工程。《江苏文库》《湖湘文库》《浙江文丛》《巴蜀全书》《荆楚文库》《八闽文库》《贵州文库》《燕赵文库》《闽南文库》《山西文化》《山东文献集成》《陕西古代文献集成》等文脉工程成果的问世，不仅带动地方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热潮，也推动社会各界将眼光更多地投向地方历史文化。
以江苏省为例，《江苏艺文志》中共著录江苏籍作家29617人、著作85309种。2016年，江苏省委、省政府正式启动江苏文脉整理与研究工程。这项旨在梳理江苏文化发展脉络、构建当代江苏文化新高地的文化工程，用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脉”编辑出版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编审姜小青的话说，对推动江苏地域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挖掘与提炼江苏文化内涵十分有益。
“这是我们从事大型地方文献编纂工作的终极意义，也是我们甘坐冷板凳、钻故纸堆所追求的人生价值。”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南京大学教授、《江苏文库》副主编莫砺锋认为，古代的经典作品流传至今的价值并不是专供学者进行研究，而是供社会大众阅读，从中获得精神滋养，进而推陈出新、继往开来。
大型文献纸电一体呼声再起
就文脉成果而言，出版的图书少则几百册，多则上千乃至数千册。对此，包括图书馆在内的社会各界普遍持欣喜之情。然而，面对地方大型文献整理成果多以大规模示人的现状，记者注意到不止一家图书馆对于皇皇巨著存放难、查询不便问题表示忧虑。
清华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刘蔷说：“就图书馆而言，‘大书’出版是好事，但是收藏和上架则是一个麻烦的事情。”
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史梅说：“读者对数字阅读的呼声太大了，逼着我们一定要用数据库来满足阅读需求。”
复旦大学图书馆副馆长杨光辉说：“图书馆苦恼的是什么？是没地方放书。如果复旦大学图书馆都放不了的话，其他的图书馆估计也很难，更不要说私人书房。”
应该说，地方文脉成果出版纸电一体的呼声，早已引起部分地方历史文献整理者、出版者重视。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总经理孙真福在致辞中表示，2020年，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投资数百万元用于推进《江苏文库》数字化。目前，《江苏文库》出版的487册图书基本上可以做到纸电同步。
2015年，《广州大典》编纂工程启动。《广州大典》研究中心学术交流与科研管理部副部长张玉华介绍说，当时就建有数据库。5年来，尽管数据库内容主要在广东省的中山图书馆、中山大学、广州图书馆（占80%左右），但是很受读者欢迎。2025年，《广州大典》将完成520册出版计划。
文脉成果不是从图书馆到图书馆，只有数字化才能让书写在古籍中的文字“活”起来。镇江市图书馆馆长兼党委书记褚正东说，《镇江文库》编纂出版于2016年启动时就建有全文数据库，“目前，除影印版以外，《镇江文库》的内容全部以图文识别，做成可以检索的电子书。出版一册纸质书，内网就有一个同名的全文电子书呈现”。
针对典籍出版纸电一体的呼声，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徐永明认为，这是地方文献整理与出版的发展趋势。他的主旨演讲题目之所以为《大数据背景下的地方文献整理》，就是要说明地方文献整理与出版将进入到大数据、智慧化管理阶段。
整理不是堆砌而是挖掘内涵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明确指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文物古籍保护、研究、利用，强化重要文化和自然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与会者认为，《建议》为高质量做好地方文献整理出版工作，提供了遵循、指明了方向。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历史文献编纂出版不是盲目堆砌，应遵循学术规范、出版规范、古籍整理规范，还应根据学术研究的发展，积极拓展地方文献的广度，在已经影印或简单点校的基础上，有计划地开展具有较高学术含量的深度整理，使地方文献的编纂出版成果立得住、传得开、留得下。
推动地方历史文献编纂出版高质量发展，在姜小青看来，各省之间深化交流合作、互相取长补短十分重要。比如《浙江文丛》为开展新时期浙学研究打牢根基，《巴蜀全书》获得国家社科规划重大委托项目立项支持，《湖湘文库》在数字化建设方面先试先行，《荆楚文库》的延伸成果《荆楚文萃》成为对外文化交流精品。
针对典籍整理过程中如何创新问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教授吴格认为，古籍整理工作要能够剥茧抽丝，做深入研究。文脉梳理稿件中出现的“领军人物”“大咖”“心灵鸡汤”等当代字眼，与文脉工程建设的意义背道而驰。
“希望我们进一步凝聚共识，加强合作，促进资源共享，实现协同发展，让今人的文脉成果对得起历史、对得起未来。”姜小青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