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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27
作者：范军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时间：2020-09-27
“十三五”以来，我国出版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瞄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这一主攻方向，充分运用重大工程项目和国际书展平台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大力推动版权、实物、企业走出去，妥善把握中国内容与国际表达、数量规模与质量效益、政府主导与市场运作、纸质出版与数字读物等之间的关系，出版走出去呈现新特征、赋予新动能、取得新进展、获得新经验。
新特征：紧紧瞄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主攻方向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热烈响应，共建“一带一路”正在成为我国参与全球开放合作、改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由此，我国出版走出去已由以欧美主流国家主流渠道为主要对象转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十三五”以来，我国出版界积极投身“一带一路”建设的伟大实践，出台政策、设计工程、搭建平台、打通渠道，不断扩大走入丝路沿线的范围和领域，积极采用一国一策分众化方式，使一批又一批具有中国特色、凸显中国精神、蕴含中国智慧的出版物和企业源源不断进入丝路沿线，向世界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展现了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新赋能：坚持重大工程项目和国际书展平台双轮驱动
2014年12月5日，丝路书香工程获批立项，成为出版界唯一进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工程，也成为与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出版国际交流合作的主要抓手。工程包括重点图书翻译资助、丝路国家出版物互译、汉语教材推广、境外参展和出版物数据库推广等五大类8个子项，计划到2020年年底竣工。“十三五”以来，随着工程的实施，其涵盖范围愈来愈广，涉及领域愈来愈多。中国主题巡回展、“中国书架”、“外国人写作中国计划”等新内容、新形式不断注入工程之中。从2016年到2019年，重点图书翻译资助项目先后资助1372种图书，占到全部资助的71.53%，涉及51个语种，相继有158家国内出版发行机构获益，覆盖丝路沿线78个国家和地区。与此同时，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外图书互译计划、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国出版物国际营销渠道拓展工程、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图书走出去基础书目库、图书版权输出奖励计划和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等八大重大出版工程项目也纷纷向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倾斜。这些极大地激发了出版机构走出去尤其是走入丝路沿线开展交流合作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也加快了我国精品图书、汉语教材在当地的出版发行，形成了与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资源互联互通、内容共同挖掘、渠道共享共用的发展新格局。
作为当今世界国际书展规模第二大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从2016年的第23届到2019年的第26届，一届比一届规模大，一届比一届效果好，参展国家和地区从86个增加至95个，参展商从2400多家扩展至2600多家，版权交易从5000多项发展到接近6000项。这其中，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参展数量和版权交易量更是屡创新高。由中东欧16国组成的主宾国团队亮相2018年第25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首开多国联合作为主宾国参加国际书展的先河。所有这些，提升了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国际出版界尤其是在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感召力和吸引力。
“十三五”以来，我国每年都组织出版机构参加国际书展。除参加德国法兰克福、美国纽约、英国伦敦、意大利博洛尼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大型综合性和专业性国际书展外，还加大参加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国际书展的力度。相继参加了斯里兰卡科伦坡、白俄罗斯明斯克、印度加尔各答、印度新德里、以色列耶路撒冷、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埃及开罗、古巴哈瓦那、罗马尼亚高迪亚姆斯、阿联酋阿布扎比、捷克布拉格、匈牙利布达佩斯、伊朗德黑兰、俄罗斯莫斯科、新加坡、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保加利亚索菲亚、泰国曼谷、厄瓜多尔基多和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尔等20多个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举办的国际书展，占到参加整个国际书展数量的50%以上。
同时，每年还在丝路沿线国际书展上举办多场中国主宾国活动。如2016年1月在第24届印度新德里世界书展上以“文明复兴，交流互鉴”为主题的主宾国活动；同年11月在第23届罗马尼亚高迪亚姆斯国际图书与教育展上的主宾国活动；2017年4月在第27届阿联酋阿布扎比国际书展上“阅读中国”主宾国活动；2018年2月在第27届古巴哈瓦那国际书展上首次以主宾国身份在拉美国家和地区举办的大型国际出版交流盛会；同年10月在第23届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尔国际书展上以经典“中国印”为主视觉形象、以“阅读中国”为主题的主宾国活动；2019年4月在第32届德黑兰国际书展上的主宾国活动；等等。这一系列中国主宾国活动，传播了中国价值理念，增进了与丝路沿线各国和地区出版界相互间的理解认同，塑造我国良好的国际形象。
新进展：大力推进版权、实物、企业走出去取得实效
版权贸易逆差不断缩小，输出结构不断完善。经过4年不懈努力，出版物版权引进与输出比从“十三五”开局之年2016年的1.75:1到2019年的1.08:1；与2016年相比，2019年出版物版权输出数量增长51.05%；出版物版权输出覆盖范围越来越宽，涉及领域越来越广。在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版权输出数量不断增长的基础上，其他语种特别是涉及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蒙古语、越南语、泰语、马来语、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土耳其语、印地语、僧伽罗语、乌尔都语等版权贸易也逐年增长。2016年输出到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出版物版权数量占全部出版物版权输出数量的47.12%，而到2019年猛增至64.30%；2019年出版物版权输出到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数量是2016年的2.1倍；出版物版权贸易顺差更是不断扩大，出版物版权引进与输出比从2016年的1:1.33到2019年的1:3.69。
数字产品出口稳步增长，内容结构进一步优化。近些年来，在人民币升值、数字产品冲击下，我国书报刊等纸媒读物出口量和出口额逐年减少，2019年出口量预计在1650多万册（份），比2016年减少23%以上；出口额预计为7480多万美元，比2016年减少4%左右。而数字出版产品出口保持稳定并且有所增长，2019年出口额预计为3280多万美元，比2016年增长1.8%左右。数字出版产品出口额占当年总出口额的比例也由2016年的29.29%增至2019年的30%以上。不管是纸质还是数字出版产品，所输出内容结构不断优化。《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之江新语》《习近平讲故事》《习近平用典》《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摆脱贫困》《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中国故事丛书）》《伟大也要有人懂——少年读马克思》等一大批中国主题出版物在海外大量发行，引发国际出版传媒企业的关注，施普林格·自然集团、泰勒·弗朗西斯等国际知名出版机构纷纷引入英文版；《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外国人眼中的中国》、《简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英文版）、《中国生活记忆》（英文版）、《瞬间回眸：影像中的变迁》（汉英对照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年10月—2019年9月）》等一批围绕新中国成立70周年、反映当代中国精神风貌的出版物相继出口境外，吸引了不少海外读者；一批我国优秀原创文学作品和少儿读物，如麦家、刘慈欣、曹文轩等知名作家的作品贴近国外受众文化需求和消费习惯，受到读者欢迎和喜爱。这些出版物不仅进入国际主流市场，还有许多在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流行。
企业走出去数量逐年增多，形式愈加多样。“十三五”以来，我国出版企业积极探索走出去持久发展的新模式，相继在境外设立各种分支机构，与海外主流机构合作，开展本土化运营，推广我国优秀出版物。这其中，既有国内大型出版集团，如青岛出版集团收购日本渡边淳一文学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收购英国ACC出版集团，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成立德国分社等；也有单体出版社，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设立的以色列分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设立的智利分社，浙江少儿出版社在英国伦敦成立的新前沿出版社，山东友谊出版社在境外建立的尼山书屋等；还有民营出版策划机构，如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的法国菲利普·毕基埃出版社，云南新知集团在东南亚建立的新知华文书局等；再有与境外文化企业合作经营，建立的中国主题编辑部，如中国外文局和华沙社会学与人文科学大学联合建立的全球第一个中国图书中心，广西美术出版社建立的日本编辑部等；更有一些骨干企业走入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如长江出版传媒集团在肯尼亚建立的英爵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浙江出版联合集团与俄罗斯尚斯国际出版公司合作经营的俄罗斯首家中文书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设立的俄罗斯分社，云南教育出版社设立的曼谷分社，中译出版社与罗马尼亚、印度、斯里兰卡、匈牙利、塞尔维亚、突尼斯以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和保加利亚、波兰等丝路沿线国家出版社合作建立的“中国主题编辑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与美国宝库山出版社、施普林格·自然集团合作成立的学术出版国际编辑部，五洲传播出版社创建的“中国书架”，等等。
新经验：以“四个结合” 彰显四个特性
注重把中国内容与国际表达结合起来，使走出去更具针对性。“十三五”以来，我国出版界认真研究海外读者的文化背景和阅读习惯，通过策划精彩、精练的故事载体，运用国际语言、手法、方式，把中国内容寓于其中，用本土化“外衣”包装中国价值内核，让中国故事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话题，让中国出版物赢得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民众的欢迎和喜爱。
注重把数量规模与质量效益结合起来，使走出去更具实效性。我国出版业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出版走出去已形成一定的规模，但海外发行好、影响大、具有国际影响力，特别是能够在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打开市场的原创精品还不够多。“十三五”以来，我国出版界注重将数量规模与质量效益相结合，坚持把内容建设放在第一位，突出思想内涵，关注走进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效果与在主要受众中的口碑。一些科研院所充分发挥高端智库的作用，既当评论员又当战斗员，开展包括版权收益、发行数量、社会关注、读者反响等指标在内的出版走出去效果的评估工作，为管理部门修订规划、完善部署、调整资助重点和方向提供重要参考与借鉴。
注重把政府主导与企业主体结合起来，使走出去更具协调性。“十三五”以来，以政府为主导、国有文化企业为主体、多种所有制企业共同参与走出去的生动局面逐渐形成。在总体设计、政策扶持、资金投入上国家有关部门把方向、克难点，扶上马、送一程，发挥了重要的引导作用。特别是对那些国家想重点对外推介，比如面向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靠市场又难以走出去的主题出版物，予以了重点支持。国有企业积极主动地把推动出版走出去的国家使命与企业做强做优的发展需求结合起来，以全球视野、国际眼光、市场方式，推动出版走出去、出实效、出亮点、出品牌。华语联合、人民天舟两家拥有对外专项出版许可以及北京求是园文化传播公司、“掌阅iReader”、中文在线等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出版产品的制作，其中的一些不仅成功地走了出去，而且在海外市场产生了很好的反响。这些民营企业不具有官方色彩，市场意识强，在海外受到的限制也相对较少，在出版走出去方面起到“国家队”难以起到的作用。
注重把纸质出版与数字读物结合起来，使走出去更具融入性。今年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使传统出版业的许多劣势暴露无遗，几乎所有出版行为都要在线上实现。网络以传输快捷、受众广泛、多媒互动、海量储存、内容丰富的特性，显示出极强的传播能力。在这次疫情中，许多国家纸质出版物出版发行出现大幅度下降，而数字化阅读显示出勃勃生机。面对疫情，我国出版界着力构建发声矩阵、精准施策，运用能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语言，向世界传播中国抗疫的故事，传递抗疫的中国方案。人民出版社、五洲传播出版社、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等以版权贸易等方式输出所策划出版的抗疫读物，通过数字版权海外输出，带动了纸质版权的输出。还有许多出版机构通过中国文化译研网、中国图书对外推广网、“一带一路”学术出版联盟、丝路童书国际合作联盟等平台积极与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出版机构进行线上沟通联络，将纸质出版与数字读物相结合，宣介加强公共卫生合作、加快共建“健康丝绸之路”的理念，提振了合作信心、凝聚了沿线共识、联通了民心民意，为出版走出去开辟了新路径、提供了新经验。
作者：范军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时间：2020-09-27
“十三五”以来，我国出版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瞄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这一主攻方向，充分运用重大工程项目和国际书展平台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大力推动版权、实物、企业走出去，妥善把握中国内容与国际表达、数量规模与质量效益、政府主导与市场运作、纸质出版与数字读物等之间的关系，出版走出去呈现新特征、赋予新动能、取得新进展、获得新经验。
新特征：紧紧瞄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主攻方向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热烈响应，共建“一带一路”正在成为我国参与全球开放合作、改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由此，我国出版走出去已由以欧美主流国家主流渠道为主要对象转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十三五”以来，我国出版界积极投身“一带一路”建设的伟大实践，出台政策、设计工程、搭建平台、打通渠道，不断扩大走入丝路沿线的范围和领域，积极采用一国一策分众化方式，使一批又一批具有中国特色、凸显中国精神、蕴含中国智慧的出版物和企业源源不断进入丝路沿线，向世界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展现了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新赋能：坚持重大工程项目和国际书展平台双轮驱动
2014年12月5日，丝路书香工程获批立项，成为出版界唯一进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工程，也成为与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出版国际交流合作的主要抓手。工程包括重点图书翻译资助、丝路国家出版物互译、汉语教材推广、境外参展和出版物数据库推广等五大类8个子项，计划到2020年年底竣工。“十三五”以来，随着工程的实施，其涵盖范围愈来愈广，涉及领域愈来愈多。中国主题巡回展、“中国书架”、“外国人写作中国计划”等新内容、新形式不断注入工程之中。从2016年到2019年，重点图书翻译资助项目先后资助1372种图书，占到全部资助的71.53%，涉及51个语种，相继有158家国内出版发行机构获益，覆盖丝路沿线78个国家和地区。与此同时，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外图书互译计划、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国出版物国际营销渠道拓展工程、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图书走出去基础书目库、图书版权输出奖励计划和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等八大重大出版工程项目也纷纷向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倾斜。这些极大地激发了出版机构走出去尤其是走入丝路沿线开展交流合作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也加快了我国精品图书、汉语教材在当地的出版发行，形成了与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资源互联互通、内容共同挖掘、渠道共享共用的发展新格局。
作为当今世界国际书展规模第二大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从2016年的第23届到2019年的第26届，一届比一届规模大，一届比一届效果好，参展国家和地区从86个增加至95个，参展商从2400多家扩展至2600多家，版权交易从5000多项发展到接近6000项。这其中，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参展数量和版权交易量更是屡创新高。由中东欧16国组成的主宾国团队亮相2018年第25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首开多国联合作为主宾国参加国际书展的先河。所有这些，提升了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国际出版界尤其是在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感召力和吸引力。
“十三五”以来，我国每年都组织出版机构参加国际书展。除参加德国法兰克福、美国纽约、英国伦敦、意大利博洛尼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大型综合性和专业性国际书展外，还加大参加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国际书展的力度。相继参加了斯里兰卡科伦坡、白俄罗斯明斯克、印度加尔各答、印度新德里、以色列耶路撒冷、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埃及开罗、古巴哈瓦那、罗马尼亚高迪亚姆斯、阿联酋阿布扎比、捷克布拉格、匈牙利布达佩斯、伊朗德黑兰、俄罗斯莫斯科、新加坡、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保加利亚索菲亚、泰国曼谷、厄瓜多尔基多和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尔等20多个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举办的国际书展，占到参加整个国际书展数量的50%以上。
同时，每年还在丝路沿线国际书展上举办多场中国主宾国活动。如2016年1月在第24届印度新德里世界书展上以“文明复兴，交流互鉴”为主题的主宾国活动；同年11月在第23届罗马尼亚高迪亚姆斯国际图书与教育展上的主宾国活动；2017年4月在第27届阿联酋阿布扎比国际书展上“阅读中国”主宾国活动；2018年2月在第27届古巴哈瓦那国际书展上首次以主宾国身份在拉美国家和地区举办的大型国际出版交流盛会；同年10月在第23届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尔国际书展上以经典“中国印”为主视觉形象、以“阅读中国”为主题的主宾国活动；2019年4月在第32届德黑兰国际书展上的主宾国活动；等等。这一系列中国主宾国活动，传播了中国价值理念，增进了与丝路沿线各国和地区出版界相互间的理解认同，塑造我国良好的国际形象。
新进展：大力推进版权、实物、企业走出去取得实效
版权贸易逆差不断缩小，输出结构不断完善。经过4年不懈努力，出版物版权引进与输出比从“十三五”开局之年2016年的1.75:1到2019年的1.08:1；与2016年相比，2019年出版物版权输出数量增长51.05%；出版物版权输出覆盖范围越来越宽，涉及领域越来越广。在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版权输出数量不断增长的基础上，其他语种特别是涉及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蒙古语、越南语、泰语、马来语、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土耳其语、印地语、僧伽罗语、乌尔都语等版权贸易也逐年增长。2016年输出到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出版物版权数量占全部出版物版权输出数量的47.12%，而到2019年猛增至64.30%；2019年出版物版权输出到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数量是2016年的2.1倍；出版物版权贸易顺差更是不断扩大，出版物版权引进与输出比从2016年的1:1.33到2019年的1:3.69。
数字产品出口稳步增长，内容结构进一步优化。近些年来，在人民币升值、数字产品冲击下，我国书报刊等纸媒读物出口量和出口额逐年减少，2019年出口量预计在1650多万册（份），比2016年减少23%以上；出口额预计为7480多万美元，比2016年减少4%左右。而数字出版产品出口保持稳定并且有所增长，2019年出口额预计为3280多万美元，比2016年增长1.8%左右。数字出版产品出口额占当年总出口额的比例也由2016年的29.29%增至2019年的30%以上。不管是纸质还是数字出版产品，所输出内容结构不断优化。《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之江新语》《习近平讲故事》《习近平用典》《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摆脱贫困》《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中国故事丛书）》《伟大也要有人懂——少年读马克思》等一大批中国主题出版物在海外大量发行，引发国际出版传媒企业的关注，施普林格·自然集团、泰勒·弗朗西斯等国际知名出版机构纷纷引入英文版；《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外国人眼中的中国》、《简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英文版）、《中国生活记忆》（英文版）、《瞬间回眸：影像中的变迁》（汉英对照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年10月—2019年9月）》等一批围绕新中国成立70周年、反映当代中国精神风貌的出版物相继出口境外，吸引了不少海外读者；一批我国优秀原创文学作品和少儿读物，如麦家、刘慈欣、曹文轩等知名作家的作品贴近国外受众文化需求和消费习惯，受到读者欢迎和喜爱。这些出版物不仅进入国际主流市场，还有许多在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流行。
企业走出去数量逐年增多，形式愈加多样。“十三五”以来，我国出版企业积极探索走出去持久发展的新模式，相继在境外设立各种分支机构，与海外主流机构合作，开展本土化运营，推广我国优秀出版物。这其中，既有国内大型出版集团，如青岛出版集团收购日本渡边淳一文学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收购英国ACC出版集团，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成立德国分社等；也有单体出版社，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设立的以色列分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设立的智利分社，浙江少儿出版社在英国伦敦成立的新前沿出版社，山东友谊出版社在境外建立的尼山书屋等；还有民营出版策划机构，如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的法国菲利普·毕基埃出版社，云南新知集团在东南亚建立的新知华文书局等；再有与境外文化企业合作经营，建立的中国主题编辑部，如中国外文局和华沙社会学与人文科学大学联合建立的全球第一个中国图书中心，广西美术出版社建立的日本编辑部等；更有一些骨干企业走入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如长江出版传媒集团在肯尼亚建立的英爵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浙江出版联合集团与俄罗斯尚斯国际出版公司合作经营的俄罗斯首家中文书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设立的俄罗斯分社，云南教育出版社设立的曼谷分社，中译出版社与罗马尼亚、印度、斯里兰卡、匈牙利、塞尔维亚、突尼斯以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和保加利亚、波兰等丝路沿线国家出版社合作建立的“中国主题编辑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与美国宝库山出版社、施普林格·自然集团合作成立的学术出版国际编辑部，五洲传播出版社创建的“中国书架”，等等。
新经验：以“四个结合” 彰显四个特性
注重把中国内容与国际表达结合起来，使走出去更具针对性。“十三五”以来，我国出版界认真研究海外读者的文化背景和阅读习惯，通过策划精彩、精练的故事载体，运用国际语言、手法、方式，把中国内容寓于其中，用本土化“外衣”包装中国价值内核，让中国故事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话题，让中国出版物赢得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民众的欢迎和喜爱。
注重把数量规模与质量效益结合起来，使走出去更具实效性。我国出版业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出版走出去已形成一定的规模，但海外发行好、影响大、具有国际影响力，特别是能够在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打开市场的原创精品还不够多。“十三五”以来，我国出版界注重将数量规模与质量效益相结合，坚持把内容建设放在第一位，突出思想内涵，关注走进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效果与在主要受众中的口碑。一些科研院所充分发挥高端智库的作用，既当评论员又当战斗员，开展包括版权收益、发行数量、社会关注、读者反响等指标在内的出版走出去效果的评估工作，为管理部门修订规划、完善部署、调整资助重点和方向提供重要参考与借鉴。
注重把政府主导与企业主体结合起来，使走出去更具协调性。“十三五”以来，以政府为主导、国有文化企业为主体、多种所有制企业共同参与走出去的生动局面逐渐形成。在总体设计、政策扶持、资金投入上国家有关部门把方向、克难点，扶上马、送一程，发挥了重要的引导作用。特别是对那些国家想重点对外推介，比如面向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靠市场又难以走出去的主题出版物，予以了重点支持。国有企业积极主动地把推动出版走出去的国家使命与企业做强做优的发展需求结合起来，以全球视野、国际眼光、市场方式，推动出版走出去、出实效、出亮点、出品牌。华语联合、人民天舟两家拥有对外专项出版许可以及北京求是园文化传播公司、“掌阅iReader”、中文在线等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出版产品的制作，其中的一些不仅成功地走了出去，而且在海外市场产生了很好的反响。这些民营企业不具有官方色彩，市场意识强，在海外受到的限制也相对较少，在出版走出去方面起到“国家队”难以起到的作用。
注重把纸质出版与数字读物结合起来，使走出去更具融入性。今年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使传统出版业的许多劣势暴露无遗，几乎所有出版行为都要在线上实现。网络以传输快捷、受众广泛、多媒互动、海量储存、内容丰富的特性，显示出极强的传播能力。在这次疫情中，许多国家纸质出版物出版发行出现大幅度下降，而数字化阅读显示出勃勃生机。面对疫情，我国出版界着力构建发声矩阵、精准施策，运用能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语言，向世界传播中国抗疫的故事，传递抗疫的中国方案。人民出版社、五洲传播出版社、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等以版权贸易等方式输出所策划出版的抗疫读物，通过数字版权海外输出，带动了纸质版权的输出。还有许多出版机构通过中国文化译研网、中国图书对外推广网、“一带一路”学术出版联盟、丝路童书国际合作联盟等平台积极与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出版机构进行线上沟通联络，将纸质出版与数字读物相结合，宣介加强公共卫生合作、加快共建“健康丝绸之路”的理念，提振了合作信心、凝聚了沿线共识、联通了民心民意，为出版走出去开辟了新路径、提供了新经验。
